【本文关键词】太阳集团www0638vom,北行运许邓 来源:http://www.zyjywmy.com 作者:太阳集团www0638vom 发布时间:2022-09-02
我全军过大渡河后，开始想回过头来，南向清溪、富林，以扼阻中央军渡河北上，所以我们一军团又在化林坪等地击溃退守第二线的四川军阀河防部队。以后军委得知清溪有川军守敌四个旅，为了避免与敌纠缠，尽快与四方面军靠拢，又命令我们继续北上去占领天全、芦山。于是我们爬了二郎山附近一个叫甘竹的高山。这是我们长征中最艰难的行军之一。
二郎山主峰的海拔是三千四百三十七米。我们自然不会走主峰，但是我们走的这座山峰也够高的，当时说是五十里。山上没有人烟，尽是原始森林。林中是纠缠不清的粗壮的葛藤和横七竖八的被雷击倒的枯树干，地下则是老厚的腐枝败叶和苦藓。在这样大的原始森林里，即使晴天也是暗无天日，何况那天正下小雨，阴暗得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脚下泥泞，可以说根本无路可走，有的地方要砍倒树开路。步兵运动很困难，别说重机枪和辎重部队了。尤其是下山的时候，山非常陡，大家是用裹腿结成绳索，攀扶着趺蹓下山的。对牲口则是先把它身上的驮子卸下来，滚下山去，然后再把牲口连拉带推地推滑下去。这一天损失的牲口不少。只不过是一日的行军，搞得人困马乏，精疲力尽。
这一天倒没打仗。可是四外仍然军情紧急。四川军阀以雅安为据点，前来向我堵击，想在雅安以西击溃我军。六月六日我们接到军委命令，要我们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迅速夺取天全、芦山。于是我们军团就向北急进，赶在川敌援军的前面。六月八日四团袭占天全，一团击溃川军的一个团占领芦山。
一到天全、芦山，就象到了天堂一样。虽然只不过是原西康省的两座小县城，平坝子也不多，可是没有大山了，能见到各种蔬菜和从四川运来的各种物资。我们在天全县政府里休息了一天，部队吃得饱饱的，搞了一天卫生工作，突击治疗病号，补充了一些给养。主要是利用这个时间动员大家做好翻越夹金山的准备工作。在天全、芦山我们接到中央和军委发布的指示，要我军迅速北上，去与四方面军会合。这是战略总任务，而全局的关键是要翻越夹金山去夺取懋功（今小金）。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了我们一军团。一军团则由陈光率四团带电台先走，限他们十二日赶到懋功。刘亚楼率五团在四团后跟进。我们率军团部和一师还有三军团彭雪枫的那个师，在五团之后跟进。
离开天全、芦山，四团占领宝兴，我们就到了宝兴。这时地势越来越高，峡谷越来越多，过铁索桥又多了。我的一匹骡子在过桥时把蹄子陷进铁索中去了，左弄右弄弄不出来。为了不耽误部队过桥，只好忍痛地把它推到桥下去了。长征中有一头骡子是多么宝贵呀，失去一头骡子又是多大的损失呀！何况那时我开过刀的脚又化脓了。
到了宝兴，就可以远远看到晶莹耀眼、高耸入云的大雪山了。我虽然是四川人，但生长在秀媚的川东，看壮丽惊心的大雪山，平生还是第一次。从江西、福建来的一些红小鬼更是觉得大开眼界。
六月十二日，我们进到大晓碛，已经进到了夹金山的脚下。这时陈光同志发来电报，他们已经翻过央金山，到了达维，与四方面军的先头团第八十团会合，并得知四方面军的二十五师已经在八日占领了懋功。接到电报真是高兴极了，给我们翻越夹金山增添了力量。在大晓碛住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就开始上山。象我们这些病号，为了不致中途落伍，更是提早上路，未等天亮就动身了。这时，左权同志也病了。我和左权同志都是带病过央金山的。那天一大早，他们用担架抬着我。一上坡，我想起左权同志行走更困难，就赶紧下来。我说：“我可以拄一根棍慢慢地走，左权参谋长还在后边，你们去抬抬他，帮一帮他吧！”
夹金山，是我们长征路上过的第一座雪山，地图上的海拔高度主峰是四千五百米左右，但是从大硗碛往上走并没有这样高，因为我们到大晓碛时，海拔高度已经很高了。困难的是山上空气稀薄，天气变幻无常。上午爬山，如天气正常，人们开始还并不觉得什么。已经经过反复动员，人们的精神准备都很充足。
山坡是原始森林，一片片，一丛丛，铺散在茫茫浩瀚的“六月雪”中，这些奇特的景色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再加上鼓动工作，把人们的劲头鼓得很足。但一过中午，天气骤变，先是大雾，随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成了霏霏白雪，随风狂舞，把我们红军战士一个个都变成了雪人。尤其是到了傍晚，天气奇冷。战士们衣着不多，临时打开背包，把能穿的都穿在身上，或者干脆把被子、毯子披在身上。我上到山上感到气也喘不上来。山顶空气稀薄，不能讲话，只能闷着头走，不管多累，也不敢停下来休息，一坐下来就可能永远起不来了。
我们警卫班的同志，身体都是比较健壮的，也有的走着走着不知怎么地，倒下来就完了。在山上我们牺牲了一些同志。就整个来说，我们全靠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互相帮助，发挥了阶级友爱，胜利地越过了夹金山。我也和大家一起，因为想到我们盼望已久的四方面军的战友就在山脚下，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是哪里来的那一股体力，硬坚持着越过了雪山。我一打听，左权同志也过来了。这一天反倒掉了队，没有能过央金山；过去他几乎是从来不掉队的。六月十四日晚上，我们到了达维，我开始见到四方面军的同志了，那个高兴劲，简直无法形容。真是他们高兴，我们也高兴。
这次来迎接一方面军的不光是三十军的八十师，还有九军的二十五师，统一由三十军政委同志带队。当时同志驻在懋功。我和几个同志在二十五师师部住了一夜，他们搞了好多吃的东西来款待我们。第二天我们到了懋功，见到了同志，他又热情地招待了一番。同志看到我没有骡子，就送给我一匹骡子，这匹骡子我一直骑到陕北。
随后，六月十八日，中央来到了懋功。六月二十二日，中央和四方面军的领导到两河口开会，也会合了。
两河口会议是张国焘野心暴露的起点。这时，经过万里之行的中央红军，军衣破破褴褴，五光十色，在张国焘的眼里，还不如“他的”队伍有战斗力。本来不管哪个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都是党的部队，谁有战斗力都是好事，可是张国焘他动了野心。我们当时看到四方面军的队伍人员比较充足，除五万多部队外，还从Ｉ川北带来一些帮助他们运东西的男男女女，总共约有八万人。张国焘把这些都看成是他闹独立的资本。另外，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也使张国焘起了歹心，认为中央红军不团结，他有机可乘。对张国焘这个人，过去我是了解的。他狡猾阴险，个人野心很大。所以，我对他是有警惕的。
两个方面军会合之后，本应有一个统一的行动计划。早在两军会师以前，六月十六日、十八日，中央、军委曾两次致电张国焘，告知党中央关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意见，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以嘉陵江与岷江上游中间地区为目标，争取建立根据地。如不成，则应北出平武，到陕甘南部地区去创造根据地，切不可向川西发展。因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纵横千余里，均为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出川西地区，均为下策。并指出实施这个计划的关键，当前是要将茂县（今茂汶）、北川、威州控制在我们手中。但张国焘就是不听，放弃川北的茂县、北川等地，率领四方面军大部队向川西懋功一线转移。
六月二十六日，中央在两河口正式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在会上张国焘却坚持异议，态度傲漫，主张到川康边境去创建根据地。会议虽然作了决定，但张国焘根本就不愿执行。他以后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这次会议，也暴露了张国焘要搞分裂，想夺权的野心。
在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有这么一件事，引起我警惕。张国焘忽然请我和彭德怀同志两人去吃饭。席上，开始他东拉西扯，说我们“很疲劳”，称赞我们“干劲很大”。最后说，他决定拨两个团给我们补充部队，而实际上不过是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一千人左右，我们从张国焘住处出来，我问彭德怀同志，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德怀同志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我说，我也要。往下我再没有说下去，因为我那时脑子里正在打转转。
我们又翻越了几座比夹金山还要高得多的大雪山，由于部队有了经验，都学会个腾起一点身子，放平两只脚，轻轻地从雪上走过，陷到雪里去的很少，没有象夹金山牺牲那样多人。两河口会议以后，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消灭胡宗南的主力。当时得知在松潘附近有胡宗南的共十六个团。为了打松潘，我军编成左、中、右三路军：左路军由一、三、五、九军团组成，由和我同彭德怀、同志统一指挥；中路军由同志指挥；右路军由陈昌浩同志指挥；分头向北，继续前进。
因为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部队严重缺粮，我们几乎天天为粮饭发愁。这种情况，完全证实了中央一开始的正确判断。到了黑水、芦花一带，部队要四处筹粮运粮。这一带有很多大寺。刷经寺是其中最大的。寺里大都很阔气，连许多家具都是从上海运来的，藏粮很多，但是不能随便取用，部队到处筹粮，有些藏民又误信敌人宣传，把粮食埋藏起来了，人也跑光了。部队有时不得不起用了藏民的粮食，只得留下几块光洋，写个条子，表示歉意。
当时为了掌握政策，团以上都有筹粮委员会，统一筹粮，统一分配。对于收割藏民地里的青稞，总政治部有个严格规定：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藏民田中去收割已经成熟的麦子。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等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三、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所发的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可以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红军要生存呀！
在饥饿中，能吃到一点正经粮食就不错了。蔬菜简直谈不上，能吃到一点豌豆苗那就美极了。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警卫员弄来一些从一面破鼓上剪下来的牛皮煮着吃，还开玩笑说，颇有点象海参的味道哩！
那时我们一军团是前卫，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临时归我们指挥。前面，毛儿盖驻有胡宗南的一个营，七月十六日我三十军和二师四团将那个营击溃了，占领了毛儿盖。敌人临逃离毛儿盖时还放火烧了房子。部队到了毛儿盖，缺粮情况才比较缓和了。因为毛儿盖周围，是个农牧区，土地肥沃，青稞比较多，蚕豆长得很高，藏民养的牛羊也不少。当然，对当时那么多部队来说，仍然是只能救一时之急。
中央曾利用在毛儿盖休息的时机，于八月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当时面临的形势与任务，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要求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重申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既定方针，反对南下逃跑及各种右倾、动摇。特别指出，由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我们的战斗力比以前更大了更集中了。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势力最薄弱的地区，一、四方面军在西北部的活动，将给中国革命和红军发展以及创造西北根据地造成有利条件。会上，中央和张国焘斗争很激烈。张国焘企图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和一方面军内部各兄弟部队的团结，中央对他的许多谬论都-一给予了驳斥。
另外，还召开了一个沙窝会议。那时四方面军的十一师，政委是陈锡联同志，驻在沙窝，是在十一师司令部开的。张国焘要补选中央委员，改组中央。同志和他作了坚决斗争。我们那时随部队到另一个地方执行任务去了，没有参加。恩来同志也没有能参加，因为他肝病犯了，曾经把“戴胡子”医生调去护理他。听说同志对张国焘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意思是向中央要权。
毛儿盖会议鉴于胡宗南兵力已经在松潘附近集中，毛儿盖附近全是藏民，对我们不了解，特别是粮食困难问题，虽有缓和，仍未解决，因而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不打松潘，只作为箝制方向。全军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即北上甘肃南部，在夏河至洮排河流域建立新的根据地；为此，决定一、四方面军分别向毛儿盖和卓克基两地逐渐集中，组织左右路军。右路军由和陈昌浩同志指挥，由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这时一度改称一军和三军，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及军委纵队一部和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组成。左路军由朱总司令指挥，实际上是由当时已升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指挥，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及军委纵队的一部组成。
先分两路北上，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左路以阿坝为目标，然后在巴西会合。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同志。谈话时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谈
到晚上十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着走在前面，我走中间，一个警卫员殿后。我过去在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前不久，我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冷枪击中牺牲的。我走了半夜多，才回一军团军团部。
八月中旬，我们向北走，张国焘向西走，我们向巴西、阿西前进，张国焘就向阿坝前进。到了阿坝，张国焘老说阿坝如何如何好，强调种种理由，就是不向巴西方向来，企图以既成事实，诱使右路军也向西进。真是奇谈怪论！阿坝再好，也只有那么大一块地方。我对同志们说，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一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照同志讲的，出甘肃，不然我们就要完了。我告诫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因为我当时已经获悉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
总之要把我们调离原部队，只不过是命令还没有发出。当时已经有他自己的“立场”。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这时，我一方面军的确只剩下两万多人。我驳斥他说，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这时左权、朱瑞同志都在场，他俩都未表态。左权同志当时不表态有他的苦衷，他知道当时王明等人怀疑他是托派，这完全是冤枉，所以他说话十分谨慎。朱瑞同志是在长征途中接替李卓然同志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在争论时，他既没有支持我，也没有公然支持。这次争论，我和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右路军八月二十一日开始出发向草地前进，一军团由二师四团作先导，走前卫。随后出发的是右路军司令部和毛主席、张闻天、博古及红星纵队的一部、红军大学等。然后是四军和三十军，最后是正在病中六天没有进饮食的周恩来同志带着三军团殿后。离开毛儿盖北行四十里就进入草地。草地可以说根本没有路，当时由侦察科长苏静同志，带了一个指北针，找到了一位藏族老太太当向导，在前边为部队开路。那位老太太有病，我们派人抬着她走。红军过草地，苏静同志在前边开路是有功的。我们走了二十里地就到了腊子塘，路不好走，晚上把树枝架成棚子宿营。
第二天走了五十里到达分水岭，在附近森林中宿营。第三天走了七十里到了后河，能寻见单株树的，在树下宿营。第四天离色既坝四十里宿营。这一夜没有下雨，附近也无森林，选择了一些干燥的高地，勉强对付了一夜。第五天才走到班佑。这只是小草地。整个草地的景象，真是“天苍苍，野茫茫”，千里沼泽，“复不见人”，“鸟飞不下，兽铤亡群”，这就是草地。我们的红色战士，就是在这样的荒原上，燃篝火，食青稞野菜，互相激励，相扶而行。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饥一顿、饱一顿。走起来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多少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倒下去了。
我到班佑的前一天，给后面的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同志打了一个电报，把我们沿路经过的情形和后续部队要注意的事项，特别是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告诉了他们，并请他们转报周恩来同志。其中有一段是：“一军团此次因衣服太缺和一部分同志身体过弱，以致连日来牺牲者约百余人。经过我们目睹者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派一部携带工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十天以后，得到周恩来同志一份电报，他说：“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四百以上……”嘱咐我们要“特别注意改善给养，恢复体力”。
战争的确是残酷的，我们的许多同志在作战中那么英勇没有牺牲，却在缺粮少药，饥饿、寒冷、疾病、高原缺氧的艰苦旅程中痛苦地倒下了。因为张国焘拒不受命，使红军耽误了行程，而军队却争取了时间，逐渐从南从北从东围过来了。这时尾追我军的川军已占据懋功，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纵队已集结在雅安，胡宗南的四个师已在松潘、漳腊、包座一线布防，在巴西附近的高山筑起了碉堡群。进到包座的是原福建派系张贞指挥过的第四十九师，这是我们一军团在中央根据地的宿敌，这次被我右路军第三十军消灭了它两个整团。右路军才进入巴西。
尽管中央在巴西一带等着阿坝附近的左路军按原定计划前来会合，张国焘不仅不来，反而凶相毕露，打电报命令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包括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全部南下，背弃中央北上的决定。居心险恶。这份电报发到班佑寨右路军司令部，被当时右路军参谋长同志得到了，他连夜骑马到巴西报告了同志。当时我们一军团已进到了俄界，巴西只有三军团少数部队。
我们在俄界对于上述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只收到了三军团发来的一份电报，要我们停止前进，以后派武廷同志送来信件，我们才知道张国焘闹分裂和中央的危险处境。当时中央在巴西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半夜立即从巴西出发脱离危险境地，同时命令原一方面军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红军大学在阿西集合，继续北上。先到俄界，会合一军团，临时组织为北上先遣支队，继续向甘南地区前进。同时电令左路军等随先遣队后北上，张国焘没有执行。
九月十二日，张国焘贼心不死，又给一、三军团领导人发来电报，诱令我们南下，我们根本没有理他。